噯嗎霍

問一個佛教徒「什麼是人生的目的？」是不恰當的。

因為這個問題暗喻在某一個地方，也許在一個洞穴之中或者在一人山嶺之上，

存在著一個究竟的目的。

彷彿我們可以透過追隨聖者，閱讀書籍以及熟悉秘教修行，來解開這個秘密。

如果這問題是假設在億萬年以前，有某個人或神設計了一個人生目的圖表，

那麼它就是一個有神論的觀點。

佛教徒不相信有個全能的創造者，

而且他們不信為生命的目的已經、或需被決定和定義。
　　

　　對佛教徒比較適當的問題是「什麼是生命？」。

從我們對無常的瞭解，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非常明顯：

生命是一個巨大的和合現象，因此生命是無常的。

它是隨時變化、短暫無常經歷的集合。雖然有各式各樣的生命形式存在，

但其共通點是沒有一個生命希望受苦。

我們都想要快樂，無論是總統、億萬富豪，

或辛勤工作的螞蟻、蜜蜂、蝦子和蝴蝶，大家都想要快樂。

　　我們許多人從所處的社會學會快樂和痛苦的定義，

社會秩序支配我們衡量滿足的標準。

這是一套共同的價值標準。來自世界兩端的人，能夠基於完全相反的快樂文化指標，

卻體驗完全相同的情感-----愉悅、厭惡或恐懼等。雞爪是中國人的佳餚，

法國人則喜愛把肥鴨肝塗在吐司上。

如果資本主義從不曾存於世界上，

而每個國家和每個人都確切實踐毛澤東務實的共產哲學的話，

想像一下世界會變得如何：我們會很快樂地活在沒有購物中心，

沒有豪華的汽車，沒有星巴克，沒有競爭，

沒有貧富差距，享有全民保健的社會。

而腳踏車會比悍馬休旅車（Humvees）更有價值。

然而，我們的欲求是學習而得的。

十年前，在偏遠的喜馬拉雅王國不丹，卡式錄放影機是富裕的象證。

逐漸地，豐田Landcruiser越野車俱樂部取代了錄放機俱樂部，

成為不丹繁榮快樂的終極願景。

　　這種把群體標準視為個人標準的習慣，在幼年時就開始形成。

小學一年級時，你看到其他同學都有某種鉛筆盒。

你發展出一個「需求」，要有和其他人一樣的鉛筆盒。

你告訴了母親，而她是否為你買那個鉛筆盒，就決定了你的快樂水平。

這個習慣持續到成年。

隔壁鄰居有一台電視或一輛斬新的豪華休旅車，

因此你也要擁有同樣的----而且要更大、更新的。

渴望並競相擁有他人所有的事物，也存在於文化層面中。

我們常常對其他文化的風俗和傳統，比自己的評價還高。

最近，台灣有位教師決定蓄起長髮，這在中國是個古老的習俗。

他看起來高貴優雅，仿如一個古代的中國戰士，但是校長卻威脅他，

如果他不遵從「規矩」----意即西式的短髮，

就要把他開除。現在他把頭髮剪得短短的，看起來好像被電擊了一樣。

　　目睹中國人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難為情，令人訝異。

但是在亞洲，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諸如此類的優越/自卑情緒。

一方面，亞洲人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，但在另一方面，

又覺得自己的文化有點令人反感或落後。

幾乎在所有的生活層面，他們都用西方文化來替代----

舉止衣著、音樂、道德規範，甚至西方的政治體系，都是如此。

  在個人和文化兩方面，我們採取外來的和外在的方法，來獲得快樂、克服痛苦，

卻不瞭解這些方法常常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。我們不適應帶來了新的痛苦。

因為我們不僅仍在受苦，

而且更覺得從自己的生活中疏離，無法融入體制之中。

　　有些快樂的文化定義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。一般來說，

銀行帳號裡有一點錢、舒適的住所、足夠的食物、

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條件，確實能夠讓我們感到快樂。

但是，印度的苦行僧（Sadhus）和西藏走方的隱士之所以感到快樂，

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一個鎖匙圈----

他們不必恐懼財產會被人偷走，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東西需鎖起來。

摘錄自 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《近乎佛教徒》之《個人快樂的定義》